在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已成为高等教育界谈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成为一些新建大学的办学定位。然而，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研究基本空缺。如：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何处？作为政策话语其意蕴何在？它们创生的原因及逻辑怎样？它们具有怎样的内涵与特征？从建设过程来看，这类大学需要怎样的守正与创新？ 

“研究型大学”是大学中的一种类型。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世纪70年代初研制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所起的作用，非官方地把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群中一个“最高阶层”而存在。在其之后，根据培养学生的学位层次划分出了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大学、学士授予大学、副学士授予学院；再根据院校特点划分出专业类院校和种族类院校。中国的相近研究具有“寻找对应”的特征：对应着研究型大学便产生了“教学型大学”；对居于两者间的高等教育机构，又出现了“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实际上，时至今日，中国对这四类大学的划分标准并不明晰。进入21世纪后，更为“加速度地”讨论起创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新兴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于2020年开始被提出。
从研究型大学的字样和相关内容描述来看，这些大学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追求的，设定的标准是表征科研成就的项目和论著以及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等。然而，只要是大学，就要执行大学的天然使命，即培养学生。研究型大学既要强调科研工作，也不能轻视教学任务，为了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还不能怠慢了社会服务。这就是说，研究型大学与“并非强调研究的大学”一样，肩负着教学、研究、服务这三项职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类型中细致分化的一个层次。相较于研究型大学整体而言，其中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群的特点在于“高”。
中国自2020年9月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字面含义看，这是相对研究型大学群而“生长出”的一种新类型，具有研究型大学的基因，又具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追求，但与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新”。
一是新世纪出生。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生在21世纪、社会处在改革的非平稳发展环境、既有研究型大学难以满足多维挑战的背景下。这些大学，必须批判性地吸收既有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直面社会改革发展的局面。50年的历史已经嫌长，新世纪出生的大学才有可能进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视野。而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越长，越有可能成为“高水平”。
二是新理念导航。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生时的高起点、高定位、高目标，带来了对财政的高需求，开辟多元和充足的资源渠道成为必然；带来了对规模发展的限制性，选择走“小而精”之路成为必然；带来了对前沿科学的高追求，“高举高打”的国际化战略策略成为必然；带来了学科设置的有限性，直接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和人类科学发展需求成为必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一般研究型大学发展而来，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渠道分布、规模发展惯性、既有国际伙伴、学科结构布局等，都成为这些大学难以“轻装上阵”的关口。
三是新教师队伍。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从无到有”的，既无人才存量又无庸才负担。这些大学的教师队伍，主体都是由具有最“光鲜”的学历、最“训练有素”的经历、既聪慧又勤奋、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构成的。这些大学教师群体的特征是，以学术为其生命追求，以学术为其生活方式，唯有科学创新才能成为激励其前进的动力。如此而言，高投入、高层次、高信任、居前沿、有自由、可交叉的学术平台才是其最大的吸引力，非“近亲繁殖”、高频率流动成为这些大学教师队伍的常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长长短短的历史，带来了其教师队伍林林总总的结构，“流入”是简单的，“流出”谈何易。
四是新学生养成。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有宏大理想，引以为傲的为数不多的学生是其社会声望集成的资本，人才养成的天然滞后性使这些大学早在办学初期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学生身上，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早就化作日常行动。教师全员参加招生不是为了招收高分学生，而是为了选择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气质和理念相契合的年轻人。包含教师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内的“重金投入”学生培养，为的是养成“一小批”、累积“一大批”拔尖创新的人。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规模使得资源分散，难以实现教师主导的“全员六三一备选，全员导师相随”（“全员”指全体学生，“六三一”指招生录取制度，其中的“六”为高考分），难以实现学生主导的“全员自选专业，全员国际交流补贴”。
五是新内在形成。刚出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先为“自诩”而后才有可能成为真实存在。这些大学，随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改变着其学科特性——从单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随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提升改变着其研究类型的比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相辅相成；随社会对人才标准迭代速度的快慢，从“科研优先”转变为“教学科研双优先”；随发展过程中一道道新的、从未见过或者是见过但未跨过的难关的出现而转变着学校发展方式。这些大学的过程目标是不断前移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新型研究型大学最终将走向何处。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的“高水平”永远是相对的，预测结果是一定的——“居文明发展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把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关联起来，使之与既定的教育政策相协调，无疑有利于丰富政策的内涵。
2014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专门刊发了一期以“大学实验”为主题的专刊，介绍世界各地的大学摆脱旧思想习惯束缚的新探索。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及其同仁也特别关注到了“新兴大学现象”（accelerated universities），“这些大学均在短的时间内从概念和想法一跃成为现实中的国际知名大学”。于是就有了201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以“新兴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 startups）为主题的研讨会。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著的《新兴研究型大学——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一书，刊载了这次研讨会上10位大学校长和与会者分享的各自创新案例。事实上，我国国内也出现了若干新形态的研究型的大学，它们表现出特别的创新活力，而且这样的大学还在不断冒出来。

（摘自《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