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了《2023年高等教育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在这份4000多字的文件中，有三个字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企业编。

 “企业编”一直没走

在媒体报道中，上海市教委此举被形容为“企业编来了”，然而事实上，企业编一直都“没有走”。

在网络平台“知乎”上，有高校毕业生称自己收到上海某高校的录取通知，校方承诺可以将其纳入企业编，人事档案也放在学校，但不可能转成事业编，他想征求网友对这份工作的意见。从网友的回复时间看，这已是2020年的事情。

除上海市外，早在2001年，南京大学就曾出台《企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其中详细规定了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企业编制人员的管理机构以及福利待遇等。而几乎就在上海市发布《工作要点》的同时，在相邻的浙江省，浙江万里学院发布了招聘30位企业编制工作人员的公告，其中既涉及行政岗位，也涉及部分教学岗位。

不久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刚选取国内某省的10所高校，对各校2016年至2020年非编聘用常态化现象进行了跟踪观察。结果发现，相比2016年，2020年10所高校各类编外教师数量平均增加了492人。

更加强调自主权下放

公众对于企业编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近年来我国对于高校教师编制的收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计划管理体制下，只要是享用国家财政资金的人员都属于国家干部，一旦录用为高校教师，就自然拥有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进行终身补贴。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解决落后的用人制度与市场经济相脱节的问题，有关部门甚至不少高校自身便已开始探索人事制度改革。直至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对外宣布，2018年大学和公立医院不再纳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编制已经在高校消失了呢？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从发展看，高校教师的去编制化也许是大势所趋。不过在现阶段，特别是在中央提出‘放管服’改革以来，我们更加强调的是用编自主权的下放问题。

比如，2022年，陕西省出台《支持新时代我省高等教育机构编制激励办法》，对省属高校引进某些类型的优秀人才给予编制支持，并可以采取特事特办、随报随办原则，及时研究下达有关编制；山东省明确各市引进某些硕士学位人员时，可申请使用省级周转编制；湖北省则在湖北大学等10所省属高校开展机构编制及人员总量管理改革试点，支持试点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时增加人员总量。

在“人才强国”的大方向指引下，要想实现人才自主活力的提升，赋予地方更多编制自主权已经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在这方面，目前各地方以及相关高校已经探索出了一些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编制备案制、周转池制度，也包括上海市此次试行的“企业编”制度。

如何保证“内外平衡”

每每谈及高校的去编制化，很多人都担心——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当下，当编制不存在后，高校还拿什么吸引优秀人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凯就曾直言，不主张取消高校教师编制，更不主张在较短时间内取消高校教师编制。因为“如果取消高校教师编制，大量高校教师会缺乏工作安全感。从事学术职业需要一定的职业稳定性，保证教师安心工作。短期内迅速取消编制会让高校教师失去工作安全感”。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校相关制度的调整，编制本身带来的“安全感”也在减弱。比如不久前，南京邮电大学就在招聘公告中明确将招聘人员“纳入编制管理”，但同时也申明“考核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解除聘用合同”。

事实上，近些年来，高校采用的很多编制形式，如报备员额制、周转池编制等，与传统事业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岗不在人”，有此类编制同样可以“非升即走”。

相较于“取消编制便招不到人”的担心，高校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保证“编内”与“编外”之间的公平。

广泛存在的编内、编外差别会因为在工资收入、津贴补贴、福利保险、职务消费等方面的差距形成“同值不同酬”的现象，甚至因社会地位、工作权利等方面的“编制分层”而导致“公平价值”被漠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仅为追求“效率价值”而废除事业单位编制。

在高校的编制改革中，如何在平衡不同教师群体之间关系时做到公平、公正，成为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学校处理不好相关矛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摘自《中国科学报》2023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