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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更新日期:2024年06月25日 16:16 类别:教育类 总浏览:1142
“后现代问题既是一个在大学中提出的、又是一个向大学提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史密斯(Anthony Smith)和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在《后现代大学来临:社会中高等教育愿景之辩》(The Postmodern University:Contested Vis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一书中,对现代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传统角色提出质疑,并探讨了现代大学新增的异质性、矛盾性、多元性等特征是否足以使大学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
作为一种新兴大学理念,后现代大学(the postmodern university)自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最集中的争议在于,后现代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延伸还是对现代大学的取代?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阐释者,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拒绝从线性的角度来理解后现代,他主张:“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
厘清后现代大学与现代大学争议的关键,不在于从时间维度上区分两者出现顺序之先后,而在于识别后现代大学表现出的不同于现代大学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是否足以标识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大学在过去几百年里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化。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再到现代大学的变迁,不只是暗示了大学存在时间之先后,而更多是标识了大学类型的不同。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zu Berlin)之所以成为备受推崇的现代大学模式,其根本是柏林大学遵循理性主义理念。这种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真理的追求以及知识统一的哲学理念,为柏林大学成为世界上伟大学术和科学进步的发源地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大学的困境是它所取得的成功所赐”,现代性既成就了大学的卓越,也给现代大学带来危机。
泰希勒(Ulrich Teichler)对目前流行的“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普遍看法感到痛惜,以追求科学研究和实施精英教育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型大学抑制了我们对未来大学的思考。“大学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声称自己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角色,这是历史上从未有人说过的绝对必要的角色。”为此,应该寻求一种更具批判性和想象力的理念来超越现代大学。相较现代大学对传统学术理想的坚守,后现代大学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异质性。
后现代背景强调大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是,作为对现代大学的更新,后现代大学并非完全反对现代大学,而更多强调超越和消弭现代大学的边界与限制,它主张通过发展多种新理念来探索未来大学的生存可能性。
斯特利(David J. Staley)用“另类大学”(alternative universities)来形容他用以重新构想大学理念的10种设计: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未来大学。这些描述未来大学多种样态的“可行乌托邦”极具异质性,它们对大学的重新定位正朝多元化发展,与后现代大学的发展特点相契合。这些新兴大学激发了现代大学转型的可能性,且不失为改革现代大学的替代方案。后现代大学既给现代大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现代大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系列理念的集合体,后现代大学拥有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处于持续的涌现状态。后现代大学拥有极强的弹性和灵活性,它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一切内生或外生于现代大学中具有生命力的创新性理念,包括新的想象、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规则,这些创新性理念意味着许多新大学的构想和实践。在这些新出现的理念尚未被现代大学借鉴和采纳之前,它们就具有后现代主义属性。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之于大学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品质性的概念。
在现代性的宰制下,大学在过去1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享有一个共同的机构特征——大学是遵循线性模式缓慢发展的。如果一种大学理念想要取代另一种理念,那它必须寻求使自己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用以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是中心化的。现代大学信奉某种理念,那么,它的全部运行规则都要以此理念为中心进行精心设计。依雷丁斯(Bill Readings)之见,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主要围绕“理性”“文化”与“一流”而展开,依此理念形成的现代大学模式分别是理性大学、文化大学和一流大学。
后现代大学的一系列理念虽有拒绝学术权威和合法知识的共同特点,但是,后现代大学的发展模式通常不是单一线性的关系,而是多向的非线性关系。这就意味着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系是高度综合化的,大学转型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后现代背景下的大学不追求某种特定形式,各种关于大学的理念,哪怕是相互冲突的理念,都可以共存,这代表后现代大学可以在容纳传统大学的同时继续接纳与传统大学完全相反的大学类型,比如虚拟大学和电子大学。这使以一种动态和开放的方式来看待大学在世界的存在变为可能。但是,正因如此,后现代大学较难发展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形态,后现代大学理念在根本上是现代大学理念“去中心化”的产物,这意味着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大学不需要围绕一个中心理念来设计,曾用以主导现代大学发展的理性理念也不再被后现代大学需要。
后现代是一个超复杂性时代,在众多富有想象力的大学理念之中,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是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究其原因,超复杂性大学理念不是指代某一特定大学类型的具体理念,而是一个用以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型大学的总括性理念,亦即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的复合体。作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理念,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既包括大学过去已经形成的理念,比如教学型大学理念、研究型大学理念和创业型大学理念,也包括目前大学正在形成和未来可能形成的理念,比如生态大学(ecological university)、流动大学(liquid university)、治愈大学(therapeutic university)、真实大学(authentic university)等新兴理念。关于大学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共同充实、丰富了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内涵,他们既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对立物,也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等同物,而是共同统一于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之下。超复杂性时代模糊了大学和非大学的界限,对于“什么是大学”这一问题已没有统一的回答。
(摘自《现代大学教育》2024年第2期)
作为一种新兴大学理念,后现代大学(the postmodern university)自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最集中的争议在于,后现代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延伸还是对现代大学的取代?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阐释者,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拒绝从线性的角度来理解后现代,他主张:“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
厘清后现代大学与现代大学争议的关键,不在于从时间维度上区分两者出现顺序之先后,而在于识别后现代大学表现出的不同于现代大学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是否足以标识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大学在过去几百年里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化。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再到现代大学的变迁,不只是暗示了大学存在时间之先后,而更多是标识了大学类型的不同。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zu Berlin)之所以成为备受推崇的现代大学模式,其根本是柏林大学遵循理性主义理念。这种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真理的追求以及知识统一的哲学理念,为柏林大学成为世界上伟大学术和科学进步的发源地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大学的困境是它所取得的成功所赐”,现代性既成就了大学的卓越,也给现代大学带来危机。
泰希勒(Ulrich Teichler)对目前流行的“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普遍看法感到痛惜,以追求科学研究和实施精英教育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型大学抑制了我们对未来大学的思考。“大学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声称自己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角色,这是历史上从未有人说过的绝对必要的角色。”为此,应该寻求一种更具批判性和想象力的理念来超越现代大学。相较现代大学对传统学术理想的坚守,后现代大学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异质性。
后现代背景强调大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是,作为对现代大学的更新,后现代大学并非完全反对现代大学,而更多强调超越和消弭现代大学的边界与限制,它主张通过发展多种新理念来探索未来大学的生存可能性。
斯特利(David J. Staley)用“另类大学”(alternative universities)来形容他用以重新构想大学理念的10种设计: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未来大学。这些描述未来大学多种样态的“可行乌托邦”极具异质性,它们对大学的重新定位正朝多元化发展,与后现代大学的发展特点相契合。这些新兴大学激发了现代大学转型的可能性,且不失为改革现代大学的替代方案。后现代大学既给现代大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现代大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系列理念的集合体,后现代大学拥有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处于持续的涌现状态。后现代大学拥有极强的弹性和灵活性,它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一切内生或外生于现代大学中具有生命力的创新性理念,包括新的想象、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规则,这些创新性理念意味着许多新大学的构想和实践。在这些新出现的理念尚未被现代大学借鉴和采纳之前,它们就具有后现代主义属性。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之于大学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品质性的概念。
在现代性的宰制下,大学在过去1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享有一个共同的机构特征——大学是遵循线性模式缓慢发展的。如果一种大学理念想要取代另一种理念,那它必须寻求使自己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用以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是中心化的。现代大学信奉某种理念,那么,它的全部运行规则都要以此理念为中心进行精心设计。依雷丁斯(Bill Readings)之见,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主要围绕“理性”“文化”与“一流”而展开,依此理念形成的现代大学模式分别是理性大学、文化大学和一流大学。
后现代大学的一系列理念虽有拒绝学术权威和合法知识的共同特点,但是,后现代大学的发展模式通常不是单一线性的关系,而是多向的非线性关系。这就意味着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系是高度综合化的,大学转型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后现代背景下的大学不追求某种特定形式,各种关于大学的理念,哪怕是相互冲突的理念,都可以共存,这代表后现代大学可以在容纳传统大学的同时继续接纳与传统大学完全相反的大学类型,比如虚拟大学和电子大学。这使以一种动态和开放的方式来看待大学在世界的存在变为可能。但是,正因如此,后现代大学较难发展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形态,后现代大学理念在根本上是现代大学理念“去中心化”的产物,这意味着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大学不需要围绕一个中心理念来设计,曾用以主导现代大学发展的理性理念也不再被后现代大学需要。
后现代是一个超复杂性时代,在众多富有想象力的大学理念之中,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是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究其原因,超复杂性大学理念不是指代某一特定大学类型的具体理念,而是一个用以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型大学的总括性理念,亦即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的复合体。作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理念,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既包括大学过去已经形成的理念,比如教学型大学理念、研究型大学理念和创业型大学理念,也包括目前大学正在形成和未来可能形成的理念,比如生态大学(ecological university)、流动大学(liquid university)、治愈大学(therapeutic university)、真实大学(authentic university)等新兴理念。关于大学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共同充实、丰富了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内涵,他们既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对立物,也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等同物,而是共同统一于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之下。超复杂性时代模糊了大学和非大学的界限,对于“什么是大学”这一问题已没有统一的回答。
(摘自《现代大学教育》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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