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授予博士学位类型看，美国的人文学科博士学位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培养大学学者为目的的研究型博士学位（Research Doctorate）即所谓的“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另一种是专业型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其培养目标和过程具有明显的实践应用属性。事实上，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既强调对学科知识的积累，也要求在探究人类历史与当代社会联系的过程中产出原创性研究成果，但是在知识应用方面不似“科学”与“工程”类学科同社会生产活动联系紧密。
一、20世纪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及培养理念的历史演进
1.为探索高深知识而培养：20世纪初至40年代
在20世纪之初，德国哲学博士的培养方式与理念直接投射于美国博士生教育。埃伦伯格（Ronald G. Enrenberg）在《培养学者：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中谈道“上世纪初，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的唯一目标是在大学中开展学科理论探索，并向学生传递人文理念，守护学科的历史遗产”。
不过，伴随20年代前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办学新浪潮，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规模开始扩大，博士生的读博动机出现功利化倾向。在30年代，美国学术领域曾集中批判“研究生不为知识，只为工作”之现象。
2.为扩充高校教师规模而培养：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
从二战后至70年代初，美国人文学科博士学位授予量进入高速增长期。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规模的高速扩张与社会发展重大议题紧密相关。其一，战后社会经济复苏使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热情高涨，间接推动人文学科博士生规模扩张。同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出现，博士生教育事关高等教育师资供给，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其二，美苏冷战使得国家力量大举介入学术领域。受此影响，1955至1965年间，许多教育学者声称未来将出现大学教师严重紧缺的局面。出于弥补“数量”差距之目的，美国人文学科大幅提升博士生招生与培养规模。
3.强化个人可雇佣力：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面临的学术就业压力持续增大。从80年代到90年代，强化可雇佣力或职业竞争力成为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改革主旨。例如，1984年美国哲学学会发布《哲学家的职业手册》，致力于激发博士生对大学之外工作领域的兴趣。人文学科委员会于同年出版《人文博士与非学术职业》报告为之提供支持，并首次提及非学术职业（Non—Academic Career）概念。
二、20世纪美国人文学科博士危机
不少美国博士生教育研究报告将20世纪后半叶人文学科博士面临的学术就业问题称为“危机”（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PhDs），但是也有研究者否认上述危机的存在。基于就业数据审视，20世纪后半叶美国人文学科博士面临的“就业危机”并非异常严重。甚至将其他学科作为参照群体与之相比较，人文学科博士的就业情况尚存一定优势。
在70年代之前，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与大学终身教职之间紧密衔接，无论是从培养理念或实际就业去向看，毕业博士入职大学并担任教授职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自70年代后，终身教职被大幅削减，临时或兼职教师占据主流，学术市场饱和态势难以逆转。另外，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民权运动发展使得高等教育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个人投资，对博士生而言同样如此，就业、收入、工作稳定性等个人发展问题被越发关注，以学术为志业则成为一种满足基础需求后有待实现的更高理想。据此理解，所谓“危机”其实质是人文学科博士与特定劳动岗位之间那种理所应当的“衔接”自70年代后已不复存在，然而博士生培养理念与方式却无根本性变化，博士生和毕业博士愈发感到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期望。
三、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理念的调整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变革阶段。在培养目标导向上，新世纪的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普遍将培养“公共人文学者”作为重要定位，强调博士生培养与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相关联。
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在博士生发展定位上，尽管与工程、物理等学科不同，人文学科博士的知识结构很难直接应用于产业实践，但大学中的人文学者在知识探索之外也应怀有更加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在能力培养重心上，强调社会服务能力的发展。借助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新洪堡大学模型”理解，博士生走向公共社会的过程其本质是学术领域与社会行业之间的战略沟通，学生在开展公共社区研究，积累高深知识的同时也使自身工作能力得到锻炼，并扩展社会资源关系网络。）
在具体培养方式上，倡导优化结构化训练模式，使博士生教育助力于公共产品（Doctoral Education for Public Good）。仅凭导师指导已无法满足博士生职业发展及非学术市场雇主对就业能力的需求，博士生培养方式须由一对一的学徒模式向结构化学习流程转变，同时，高校、社会等层面都应参与其中。
2017年耶鲁大学开始启动人文学科博士生改革行动，并于2021年发布《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报告》。作为美国人文学科研究的顶尖学府，其博士生的学术就业率却不容乐观，在2005—2010年间入学的人文学科博士生中，仅14%的毕业生在2012—2017年间进入终身轨。报告重点讨论变革个人指导方式的建议，包括由单一导师改为团队指导制、在研究生生涯的关键节点提供指导（此为硬性要求）、建立跨学科边界的博士生指导体系、在学生早期阶段引入职业指导办公室参与教学。
在社会行动层面，一批人文学科相关博士项目在智库或专业组织的协调下开展人才培养实验，集中探索如何在传统学科知识、公共服务与博士生出路之间架起桥梁。以2016年国家人文基金会开展的“新一代博士生”项目为例，在“实现人文博士职业发展多元化”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引导下，改革实践主要集中在外部实践合作、技能训练、资源网络、导师制度、职业服务等方面，在培养过程中，不仅为研究生提供一系列工作坊，也开始培训教授和项目管理者，包括写作、开会与发表、基金申请、教学、创业、求职准备、团队合作、管理能力等议题，以促进博士生的社会化。
此外，为克服非中心化特征所衍生的培养改革阻力，人文学科博士生教育领域开始引入毕业生追踪调查或学习成果调查，以反映改革行动的必要与迫切性。

（摘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