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方对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特别对国家库存偏大颇有微词，完全归咎于国家粮食托市收购和临储政策，也是导致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片面追求粮食数量，忽视质量的罪魁祸首，去库存化甚嚣尘上。还有的观点认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落实粮食安全粮食主销区责任，变粮食农业补贴普惠制为专惠制，倾向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差别化实施粮食目标价格补贴等等。 有专业人士还指出，优化国家粮食储备的目标与功能。调整国家粮食储备管理体系，明晰中央储备和省级储备事权划分，中央储备只承担战略储备任务，省级储备则承担后备储备，副省级以下政府不再承担粮食储备责任，实现扁平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此外，应严格剥离中储粮公司的非储备业务，强化粮食储备宏观调控职能。 应该说，有些观点很正确，但是把粮食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归咎于粮食托市或临储收购政策，有失偏颇，粮食价格不是说高的不得了，比国际粮食价格高，也是必然，我们的物化成本远高于国外，同时粮食结构性供大于求、产大于需，仅限于个别品种，长期国内粮食供求还将是紧平衡。 目前可以说，中央粮食储备偏大，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偏小，还有中储粮和地方粮食收购资源不能有效整合，甚至产生扯皮或无序竞争的状态，这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分析，2015年及今后粮食面临三大矛盾，一是，粮食供求总量紧平衡与部分品种阶段性过剩的矛盾。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特别是玉米连续增产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同步出现，产需走势逆向而行，阶段性过剩特征十分明显。稻米市场也呈现供大于求，销售不畅。 二是，托市价格面临双重挤压与保护粮农利益的矛盾。目前，广东港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750元、900元和500元左右，玉米价差甚至一度超过1000元，三大谷物品种配额外进口(缴纳65%关税)的价格,也低于国内价格。与此同时，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地板”不断抬高。进口粮价与国内粮价之差逼近“天花板”，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年年升高，挤压粮食收储。 在这种双重挤压的状况下，单纯依靠敞开收购、提高托市收购价格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效应越来越弱，现行粮食收储政策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三是适度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进口粮食冲击国内市场的矛盾。据海关数据预计，2014年粮食进口量将突破9500万吨，其中大豆进口约7000万吨。近些年，虽然三大谷物品种配额内进口得到有序管理，但高粱、大麦、酒糟粕、木薯干等非配额品种进口快速增加，2014年这些替代效应明显的品种进口总量接近2500万吨，挤占了国内玉米市场份额，加剧了产大于需的矛盾。 除此以外，大米除海关进口外，其他渠道低价进口数量依然不小，打破了国内稻谷产需基本平衡的格局,“稻强米弱”为期已久,稻米加工业经营困难。粮食生产和库存分布逐步向核心产区集中的态势，主产区收储压力巨大，托市收购政策还将延续，政策性粮食库存连年“滚雪球”，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国家已明确2015年小麦托市价格维持2014年不变。2014年临储玉米价格也维持2013年的价格不变。这就发出强烈的信号，政策性粮食收储在收紧价格上行区间，2015年度小麦、玉米产需、供求如果年景正常，加之1000亿斤仓容建设可期，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增大，东北等粮食主产区收储矛盾随之缩小，粮食价格很有可能步入下行区间。 粮食购销进入新周期，这是专家断言。既然2015年小麦、玉米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和临时储备收购，在粮食目标价格补贴没有完全实行前，改革现有的托市或临储收购方式和主体，应汲取经验教训，把地方粮食购销企业和中储粮一同作为收购主体，分贷分还，避免争抢粮源，扰乱市场和价格，同时改暗补为明补，种粮农民或农村合作社，卖一斤粮给予一斤市场价和托市价的差价补贴。 近年粮食收储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粮食主产区有效仓容不足，特别是东北地区收储矛盾突出，仓容紧张。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基层以下粮食部门大多是危仓老库，“粮安工程”还未有全覆盖，基础基层工作量大面广，亟需政策扶持和资金强力启动。 同时有几种错误思想或倾向，弥漫粮食行业，值得关注或澄清，一是国家掌握粮食库存太多，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一无是处，严重扭曲市场和价格，抬高粮价，引领国际和国内粮价愈加差异。二是有钱就有粮，国际粮价低，可以大量进口粮食，还可以实现海外屯田。三是粮食安全是国家层面上的事，谁种粮谁赔钱，地方或基层粮食主产区认为粮食安全不创造GDP，实际上在经济工作安排中没有位置。 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完善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是新形势下更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一是在保护农民利益前提下，推动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转变。从大豆和棉花入手，分品种推进补贴试点，当产品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补贴农民，保证农民基本收益;当产品市场价格升高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过快时，补贴低收入群体，保障基本民生。 明确政府责任。中央政府重点调控谷物、棉花、油料、糖料等，其他农产品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地方政府也要承担稳定市场的责任。在保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发挥好进出口和国家储备调节市场供求的作用，防止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 国务院要求试点分品种扩大粮食目标价格制度范围，积极探索市场完全形成粮价机制，努力探索实现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这一制度理论很完美，目前要加快试点进程，注重操作的可行性和精准指向性。当前仍要积极推进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努力扩销增收，最大限度掌握粮源，多收快收，收好粮，储好粮，满足农民卖粮需求。 应注重发挥粮食销区承担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努力产销衔接，也可以到产区定点收储，走基地加收储的路子。适当扩大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无论是主产区和主销区，地方粮食储备规模确定时间是2004年，与实际不相符，与发展变化脱节，应扩大规模，切实落实。应加快探索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调粮的利益补偿机制，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补贴，保护粮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不减弱。 进一步完善粮食经营者库存制度，奖补结合，鼓励企业多购多存。这无疑是地储粮政策的有益补充，应解决仓储不足的矛盾，同时在收购资金上予以倾斜，鼓励多收多储，国家适当补贴和奖励，加快东北粮食入关进度，搞好跨省移库，有效解决“旱涝不均”的矛盾。实践证明，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是可以信赖的力量，发挥其市场主渠道作用正当其时。 应加强市场监管和政策性粮食收储管理，认真汲取中储粮河南、吉林、辽宁等地违规搞政策性“转圈粮”的深刻教训，地方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健全完善粮食经营者最低最高库存制度，惩处扰乱市场行为，政府积极运用储备和管理全社会粮食流通手段，调节市场。同时注意中储粮和地方储备粮轮换出库的时间和节奏的衔接，把握好适度适时进口粮食的时机和快慢节奏，避免打压粮价或冲击国内生产和价格市场。 最后说，解决当前粮食市场三大主要矛盾，要客观分析，历史看待问题，汲取过去粮食相对过剩或品种结构不适，就盲目搞转化，步入粮食“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怪圈，一是实施粮食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议在粮食核心产区，继续提高托市收购价格，但要改变种粮补贴为变卖粮补贴，提高粮食补贴的精准性，解决托市临储价格，农民基本不受益、不沾光的问题。解决谁种粮，能种粮，会种粮，谁吃粮的问题，解决县一级政府不重视农业和粮食的问题，解决种粮农民收益不升反降的问题。 二是粮食目标价格补贴与托市收购有机结合，探索市场形成粮价机制，改种粮补贴为卖粮补贴，提高粮农积极性。建议玉米、大豆实施粮食目标价格补贴，小麦、稻米暂不实行。 三是加大粮食收储力度，增加地方储备粮规模，突出解决粮食主产区粮食储备规模不到位的问题，增加或改善粮食主产区仓储基础设施，利用好政府有形的手，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走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