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以毛入学率为依据，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的划分为精英化阶段，在15%～50%之间的划分为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的划分为普及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日本高校的培养理念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对“大众”开放转变。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学精神”的陷落。为了解决普及化阶段所面临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大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日本实施的高等教育“质”与“量”协调发展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化大学的教育机能，改“宽进宽出”为“宽进严出”。
为了更为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日本政府对《成立大学的标准》进行了多次修订，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对入学资格进行最低程度的规范，以控制招生人数，从入口处守好生源的质量关。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纠正“宽进宽出”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遗留的各种问题，日本还采取了在坚守学历测试分数的前提下，使学生选拔的标准和方法更加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以此进一步降低大学的入学门槛，广纳适龄学生进入适合其发展的高校，满足个人发展的差异性需求。在坚持相对多元的“宽进”政策的同时，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日本引入了第三方认证和评估机制，通过大学基准协会评估大学的各个专业和学部是否设置合理的培养目标，并且具备保证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制度与条件。同时，日本文部省也鼓励各大学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估。
其次，采取私立学校资助政策手段，缩小“二元”办学结构质量差。
为改变公私二元结构下的质量悬殊问题，维护私立高校健康发展，日本政府通过修订《私立学校法》，进一步提高了私立大学设置标准：“除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的情况外，私立大学与短大的新办、学部与学科的增设、入学定编的增加一律不予认可。同时，不再单纯追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提升，甚至要求在未来10年内，毛入学率的目标值要维持在40%，超额录取率要降到1.5倍”。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对私立大学的资金援助和控制，日本还先后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以及《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成法》，旨在为私立大学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制度，提升政府在私立大学的招生、培养、就业等工作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高等教育“量”与“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改善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条件和科研水平，但依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源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高等教育双轨格局。
再次，检讨和重塑大学精神，促进“高质量核心的形成”。
日本高等教育在急速普及化的同时，也带来高等教育本体价值迷思的风险。为了化解所面临的风险，在高等教育进入急速膨胀后的平台期时，日本政府与理论界都在对大学理念进行检讨和重塑。只有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传统价值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理念，才能更加清楚认识到大学整体实力的提升，不仅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和整体规模的扩大，而且要确立正确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特别是要形成质量过硬、治学严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精神——也就是日本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金子元久教授所说的“高质量核心的形成”。这就意味着，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不能脱离其本体价值而去追求跳跃式发展或者追赶式发展。相反，追求跳跃式发展、追赶式发展应该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战略落脚点，构建能够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知识体系，真正将大学作为人格形成与完善的培养皿。认清高等教育本质的目标，是在培养各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促进个体知识的积累、增进个体理智的发展，达到个性完善与全面发展。以此发挥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涵养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重塑大学教育追求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实现提供核心动力与深层保障。

 
（摘自 《光明日报》202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