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兴起、“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以及新管理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影响力的增强，我国高校之间对于资源、人才和经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强绩效和竞争导向的场域中，以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发表为核心指标、以量化考核为主要方式、以论文奖励为激励手段的教师评价体系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得到广泛应用。例如，近年来以人才培养为使命的教学型大学也开始模仿研究型大学开展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借助高额年薪和安家费大规模引进人才，同时强化科研绩效考核和晋升中的科研产出要求，促使教师减少在教学和学生指导等活动中的投入，而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发表和经费申请。一些以应用型大学为建设初衷的地方高校，也纷纷将研究至上的评价指标套用在教师评聘实践中，使得实践导向的、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目标以及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等体现高等教育“职业性”的教育形式被弱化，人才培养与外部经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事实上，不同类型高校忽视办学特点而盲目强调科研绩效存在诸多弊端和潜在风险，由此造成的评价标准趋同和“学术漂移”现象也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频繁出台关于职称评审和教师评价制度领域的改革举措，试图扭转这一情况。如2020年7月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到应结合学校特点和办学类型，按照不同类型教师岗位、不同学科领域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但迄今为止，如何构建适合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评聘标准，依然是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难题。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以其高质量和多样性而闻名，对美国不同类型大学的教师评聘标准进行深入分析，或许可以为当前我国高校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体系改革提供借鉴。
（一）研究型大学教师晋升与终身教职审查的核心标准：学术卓越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研究能力至上已经成为潜在的“黄金准则”，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研究型大学中，要想获得终身教职，科研卓越是必要条件。例如，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聘任政策中明确提到，“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必须被判断为是所在学科第一流的学者，并具有持续奉献于学术的潜力；与此同时，他必须在教学与服务领域有杰出的表现，但是，教学与服务并不足以成为获得终身教职的依据”。此处的“一流学者”，毋宁说是“一流的研究者”。2010年，该校一位拥有出色教学业绩和学生评教成绩并为此荣获MIT学生提名贝克奖的“教学明星”落聘终身教职的事件也充分印证了研究型大学以学术为中心的评价规则。以同样闻名全球的斯坦福大学为例，其大学使命明确强调了学术卓越对于实现大学的研究使命和保持出色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认为教师持续参与前沿的学术研究为一流的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这类顶尖研究型大学中，研究和学术被赋予了压倒性的权重，教学也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学优秀只是支持条件，突出的科研表现可以弥补教学方面的不足，反之则不然。
（二）文理学院教师晋升与终身教职审查的核心标准：高质量教学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以小规模和高质量教学为特色的文理学院是极具特色的重要类型之一。大多数文理学院同样将教学、研究和服务作为教师晋升评价和终身教职审查的主要标准，但其评价标准始终突出“教师”这一角色的重要性，重视学生的评价和认可，将有效教学作为获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例如，作为一所一流的美国精英文理学院，麦卡莱斯特学院教师手册明确规定，只有“被学生及同事认可为优秀的教师和导师”，才有可能获得终身教职。常年位于美国最佳文理学院榜首的威廉姆斯学院其终身教职审查标准同样重点考察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能力，相比研究和服务标准，教学标准最为重要，研究要服务于本科教学，尤其是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总目标的实现。服务也多与教学和学生指导有关，强调“基于教学、围绕教学”，“教师必须以有意义的方式参加各种与教学工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服务性活动 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为学校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三）州立大学教师晋升与终身教职审查的核心标准：服务社会发展
作为美国最富特色的高等院校类型，美国州立大学长期以来始终秉持“服务社会”的办学使命。整体来看，尽管州立大学的晋升评价和终身教职审查也强调教学能力与研究成果，但相比其他类型的高校，州立大学尤其关注教师是否通过开展教学和研究服务社会发展。衡量教师服务贡献的维度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和大学服务，下设若干评价标准，具体的评价指标依据各学术单位的使命和候选人所承担的具体任务综合确定。其中，公共服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参与专业协会、咨询和建议、技术转让、国际公益等服务项目的开发和管理等。大学服务则主要涉及参与院系或大学层面学术治理领域的委员会工作、管理所在单位资源、制定和执行人事政策等行政管理工作、学生支持和校友发展、公共关系等。相比详尽的服务评价标准，州立大学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评价标准相对常规。相比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州立大学的教学评价标准更注重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如学生就业指导、终身教育等，学术评价标准则更偏重于研究项目申请与研究成果的市场化。
当前，在我国高校教师评聘体系中，学术发表成为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加之“非升即走”“科研奖励”等一系列量化表现主义倾向的改革，促使我国高校的学术产出呈现出繁荣的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其实是新管理主义“效率至上”原则在我国高校教师聘任与晋升评价中的体现，数字考核的业绩主义和强调学术自主创新的质量导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过度看重学术发表还使得不同岗位类型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都以论文发表为重心，诱发了短期化和功利化的“发表式科研”。随着高校指标生产特征的凸显，高校教师评价标准呈现出简单化、狭隘化和片面化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强绩效和竞争导向下过度追求产出和排名的行动逻辑，并非研究型大学所独有。相反，它已经基于政策环境的诱导和市场机制下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而扩散至几乎所有层次和类型的高校。

美国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宜同类纵向分层、忌异类分层。同类高校通过竞争自然分层，是提高组织绩效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条件，而由于缺乏可比性，异类高校分层则很可能强化拥有不同组织定位和发展目标的高校之间的资源争夺和恶性竞争，进一步固化基于学位授予权的学校等级身份。不恰当地鼓励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直接后果是对教学型和应用技术型院校资源的恶性掠夺和地位的进一步贬损。

                      （摘自《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4期）